1.雄崖所：山东古代沿海城市的文化遗存
古代中国是一个内陆文化的国家，县邑之上的官府所在地，即便地处海疆，也必定远离海岸线进行城市建设，以保持稳定的农耕环境与安逸观念。因此，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以为近代西方人的入侵筑建了海滨城市。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沿海城市起于明代初年的海防，在朝廷的强令之下，在东南沿海构筑卫城，形成卫城与所城，大量内陆军民戍边而至，亦兵亦农，亦兵亦商，亦兵亦渔。随着清代对于卫所体制的撤销，卫所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由城市复归乡村。
雄崖所位于即墨巿丰城海滨，因其东北部白马岛之雄伟断崖而得名。所城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是山东半岛的海防要地。城堡呈正方形，占地亩。城墙石基，墙体夯土，外包青砖，已毁，现存城门垛两座，分别是南门“奉恩”，西门“镇威”，其中“镇威”是初建原物，这种未经任何修复与加固的明代券门是国内十分罕见的建筑遗存。东门原有门额题曰“福海”，北门曰“安定”，清代已圮。“海”字出现于城门匾额，表明城池与海洋的关系。城内有十字大街道贯通往各门，布局井然，如同兵营，整个胶东沿海的村镇建筑基本延续这种模式至今，是受到卫所城堡结构的影响。街道石条铺地，商号庙宇俱全，可以想见曾经的繁荣。清雍正十二年（），雄崖所被裁撤，随同鳌山卫并归于即墨县治，乾隆年间，雄崖所巡检移驻福山县海口，官兵撤离，所城荒颓，演变为渔村，城池大部分被毁，雄崖所名称沿用至今。
按明代卫所兵员的编制，《明史·兵志》记：“每卫设前后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实际上鳌山卫内辖右、前、后三个千户所共有边操军、京操军、守城军、屯田军多名，设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武官50多员，配备有大船、哨船、快船等武器装备。卫所之间的沿海一线设立大墩保堡58座，并分兵把守，遇有敌警即以烽火为号，互相支援接应，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雄崖所辖军屯中，以韩家屯的屯田规模最大。据《韩氏族谱》载：明代韩氏祖先韩九思，因随永乐皇帝北征有功，被敕封为雄崖所副千户、授飞骑尉、武略将军，为从五品，在此安家屯田。今之丰城、田横两个乡镇北中、南、三个韩家屯均为当年的屯军垦区。另据今日丰城镇彭家屯和金口镇于家屯的彭、于二姓族谱记载：彭、于二姓之先祖因征战有功，均被封为雄崖百户，并各有封地，在此立村屯田。雄崖所周围各镇所辖的王家屯、江家屯、黄家屯、周家屯、柳树屯及北阡等村，都是雄崖所管辖的军屯，可见雄崖所管辖的范围之广，军事防务的日常工作渔捕的后勤补给为业。
雄崖所西首的南、北颜武二村，由当年所城的演武场演变而得名。雄崖所的居民，大多为当年守卫所城的官兵的后裔，如李、王、赵、韩、陆、孙等氏族之祖先，都曾任过雄崖所千户之职。据雄崖所李氏祖谱记载：“李氏世居河南开封府阳武县，一世祖李老保曾任元代山东平章政事，于洪吴元年（）归附明军，并于明洪武元年（）招降贺宗哲部，被监禁身死狱中，后被追赠为荣禄大夫、左柱国（一品），二世祖李颜为武德将军（正五品），三世祖李斌因靖难之役有功，世袭武德将军，并于永乐二年被封为雄崖所千户司，阵亡。四世祖李荣以下至九世祖李茂新均为世袭千户司。”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想当时作为胶东海防城市身份地位，高于一般的县邑。
2、山墙刻石描述与分析
山墙山顶以下高1.70米，宽4.1米，外墙边缘砖砌，内镶各种形体石块，底层为方形斗大巨石，两层之后石料体积渐小，四层之后为随形碎石，交叉错落约五层，每一石块都刻有图纹，气象壮观，是民居装饰中十分罕见的。细查石刻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鱼形，二是贝壳类海生物，三是树叶，四是抽象图形。鱼形居于中央，桑叶分布四周，中间穿插贝壳类海生物，这种巨形石刻纹饰的创作，可以看作是渔捕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清晰具象的鱼类造形只有两条，凿刻在山墙中央位置，高度与视平线等齐，两鱼相对，构图平衡对称，似乎是山墙图纹的主题表达。成双成对，好事成双，繁衍生息，是汉民族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意识。就鱼的造型来看，并没有明显的海洋鱼类特征，比如海洋鱼类特殊的体型和利齿，富有某种攻击性，而是一种内陆淡水鱼的体态——形状内敛，性情温和。实际上雄崖所早期居民是安徽、江苏、河南的戍边军人，后代多以农事捕鱼为生，海洋鱼类是相当熟悉的，但在观念形态上，依然不脱离农耕文化的根本。因而，双鱼的出现，不只是海洋渔捕的意识表达，其中也包含了内陆地区鱼类造型所寄托的繁衍意识。所以，胶东沿海地区的鱼造形，海洋元素不够清晰，而是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体。
关于其它海生物，物型不够明确，有的似贝壳，有的似海螺，不能完全断定。但树叶纹饰可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墙体大部分图纹是树叶纹，树叶纹在普通石匠的手艺中最容易获得与施展，是凿平石料的基本工艺，但在凿石过程中依然需要基本的形象把握与叶型的基本刻画，包括不同的朝向与组合，这种变化的掌控甚至高于具象的摹写。在这样一个海洋文化背景下，树叶纹也不可以单纯的理解为陆地植物，应该是海陆植物的综合。以海草海菜为生活必需品的沿海渔民对于海洋植物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们都具有叶纹的特征，所以说，这些树叶纹饰同样是陆地植物与海洋植物的结合体。
关于山墙石刻“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也咨询了当地的居民，他们都是所城将士的后代，当地文人陈保旭，正是山墙主人的后裔，时年83岁，拓印的时候，他出门观看，咨询时高声答到：“海陆并行”。再问，便回：“自己分辨嘛！”说明山墙图饰确有不可解读性，这种工艺行为带有相当的随意随型原则，出于自由创意，得之自然天成，使整个山墙呈现出刻石的痕迹美与线条美。当然，凿刻者自有他的主观意图，包括山墙的整体效果。这个问题要看山墙右上角的一块叶状刻纹，此石面较之其它石面已经略显低凹，如果仅仅是凿平墙面，此石不该凿刻，因为这种阴刻只能破坏墙面的平整感。这块刻石成为整个山墙创作意图的一个决定性符号：作者要完成一面凿刻形象的山墙，是完整的而非局部的。
在此提到一个视觉现象，即随型原则，当某一物体得以清晰表达的时候，周边模糊混沌的物象就会受其影响，获得类似的理解与认定。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国画的泼墨泼彩，当彩墨一片混沌的时候，在某一空间点缀树木、房舍或帆船，混沌之处立刻就会产生形象效果。这一原理在张大千那里发挥的淋漓尽致。同理，当石刻山墙核心位置的双鱼形象确立之后，周边模糊形象就生动起来，感觉到是一片鱼的世界，海的世界。纵观山墙，上方碎石部分多为菱形，如群鱼游动在水草之间，焦点指向了核心位置的双鱼，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它留给后人这种有趣的视觉感受。
笔者于年考察雄崖所时发现此山墙，为其雕刻所震撼。时隔五年，专程访此山墙，并制成拓印作品，以期表达传播这种传统石刻工艺与复杂的海洋观念。
3、山墙年代的推想
此山墙是雄崖所最古老的山墙之一，一说建于明代，是副千户陈福的台房，其后代居住。当地政府于山墙旁侧设说明文字：“陈副千户台房：明代永乐二年（）因军功擢升武略将军从五品官员陈福迁雄崖守御千户所任管军副千户，其后代世袭武略将军，从五品管军副千户。此房即陈福后裔居住。”后裔的概念比较含糊。
另一说建于清代嘉庆十二年，属于普通民居，此语出自陈家后裔陈保旭。陈先生是目前古城居民最具权威的文化人，他说此房屋与现存实物“岁进士”木匾同年诞生，即嘉庆十二年，但无任何文献佐证。
还有一说出自于青岛当地的文史学者，他们推测，山墙建于明清，是大致时间，但石刻图纹有可能成于光绪年间，石刻内容与雄崖所一位官员朱成华有关。朱成华，字云麓，安徽泾县人，光绪七年（）任当地巡检，曾为金家口的海港建设作出成绩。“又购湘桑三百余株，劝民栽种，亲制煮茧纺丝等法。孺人孙氏，并有淑德”（姚梦白《雄崖所建置沿革志》）。引入植桑业是朱成华对于雄崖所的主要贡献，普通民众为之获得福利，刻石纪念是常理。朱成华又是补写古城南门“奉恩门”内额“迎熏”的书家，至今流传他的许多故事，他与雄崖所关系之密切，包括对于海运与桑蚕业的投入，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因为山墙的叶纹图饰与桑叶极其相似。然而，笔者认为，在古代，桑与丧同音，历来就有门前院内不种桑的传统，此观点不足立论。
总之，山墙无论建于何时，它所呈现的文化信息，包括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融合与交融，值得探讨，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朴素而随性的刻石纹样及其所形成的美术效果，留下了深邃的历史刻痕与现代启发意义。
作者：周怡，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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