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年-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为蒙古孛儿只斤氏。定都大都(今北京),历经五世十一位皇帝,从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始为年,从忽必烈定国号元开始历时98年。即墨史料对这段历史记录较少,依据这些少量的即墨史料和近几年考古工作新发现,还原“元代”发生在即墨地区的故事。
自隋代以后,在继承了齐鲁大地农耕及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之外,作为胶东咽喉及倭寇侵扰之地,城市建设和布局也透出了浓浓的军事防御意味:即墨城三门四阁及瓮城环佑,西依马鞍、东靠盟旺以及南面的墨水河形成山水勾连的天然壁障,城墙与山水相辅相成,构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多层次城防预警体系,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元代至正十一年(年),知县吕俊土筑城墙,周四里,高一丈六尺五寸,厚一丈二尺,城外有护城河。从最初的土筑,一点点变成了更加坚固耐用的砖砌。据史料记载,元代至正十一年(年),即墨城城墙已建三门。三门题额为东“望海”,南“景岱”,西“临川”。
衙署是地方建置的标志,元代也对即墨县衙进行了建设,据清代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元至正年间,县尹董守中建大门,上为谯楼,门外左为申明亭,右为旌善亭,前为照壁墙及即墨原点石坊,石坊面南题字“山海名邦”,面北题字“为国保民”。门内东为土地祠,又东为寅宾馆,西为收粮房,中为仪门,左右角门。仪门内,西为狱神庙,为狱;北为箴石亭,北为大堂,言曰“忠爱”,左右翼为幕厅,为库房;堂前为露台,台下为东西房科。堂后印堂曰“鸣琴”,今改为“致远”。又后为内宅正寝,寝左右厢余为仓、厨、书房、客厅。
文庙是纪念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传统的中国城市基本都设有文庙,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为先师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圣庙、文宣王庙等,尤以文庙之名使用最为普遍。
元代的统治者来自外蒙大漠,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极为推崇,元代全国文庙的建设在各地不断兴起和完善,元代在即墨地区执政的统治者,也采取措施号召当地士绅积极参与建设文庙和其它各类公共建筑。据清代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即墨文庙主体和基本规划,始建于元代至元七年(年),由邑人吕瓒暨弟珪以己田易邻壤,捐钱五百缗,创建殿庑斋舍。吕瓒暨弟吕珪同时也构建讲堂、斋舍,县尹董守中建讲授堂及止善、养正二斋。
即墨城隍庙的建设,城隍,起源于古代对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因高城深池有护城保民之功,“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完善于南北朝时。唐宋时城隍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祀典。元代封之为佑圣王。即墨史料记载城门始建于明代早期,但根据元代的记载结合明代的地方史料,“城隍庙”在全国推广建设应当起于元代,即墨“城隍庙”的基础建设应当始于元代末年。
即墨万寿宫的建设,万寿宫历史上又称为“兴国寺”,明代万历版《即墨志》载:“兴国寺,在县治东。元至正元年建,旧习仪于此。”由此可知,这处建筑始建于年。清代乾隆、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兴国寺,县治东南隅。元朝建。乾隆十一年知县程大模改为万寿宫。”
即墨真武庙的建设,史料记载,即墨真武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年),但《即墨解氏族谱》记载,真武庙建于元代末期。真武庙是即墨城内一座十分重要的庙宇。历史上即墨真武庙成为即墨城内位置最高的建筑。在即墨留存的史料中记载,真武庙是坐北朝南拾阶而上,主要由大雄宝殿、吕祖阁、灵官殿等建筑组成。
上述情况都源于即墨史料,年9月21日,考古工作人员探挖城墙西北角,经多次尝试找到了确切位置,出土了一些元代的城墙黄坚土质地的地基夯土块,并发现了古代储存粮食的数座土窖。此外,在地下较深的活土层中还发现了一些元代器具碎片,证明在元代,即墨地区人类活动频繁,物质文明和精神活动较为活跃,这些信息进一步补充了史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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